朱心然:李提摩太的宣教

對於研究中國近代史或中國教會史的人來說,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是個再熟悉不過的名字,十九世紀末《萬國公報》及廣學會出版刊物中,都少不了李提摩太的作品。其內容廣泛,討論範圍包括了國際、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喚醒中國人面對當時的世界,呼籲清政府推動多項改革。

李提摩太是英國浸禮會差派的宣教士,自1870年至1916年在中國山東、山西、天津、上海等處擔當不同的工作崗位,在參與推動改革及維新運動時,以宣教士身分及心志為由,堅拒接受外來高薪優差。他到底是怎樣的宣教士呢?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看看他的思想及遠象。

李提摩太出生於英國威爾士浸禮會的貧窮家庭,十四、五歲時深受當時宗教大復興運動的影響,決志信主,並感到上帝的呼召,奉獻成為宣教士。他自力更生完成基本教育後,便進入神學院受造就。他選擇到中國北方,除了因為要適應氣候外,年輕的他認為中國是所有非基督教國家中最文明的地方,只要中國人信主後,他們就會向其他民族傳福音。

他到了山東煙台後,就開始往內陸傳福音。他從倫敦會宣教書上學到了一個功課:就是仿效當年耶穌差遣十二門徒到各村子的方法,先去找「好」人。李提摩太就用這方法接近士紳及佛、道領袖。他以開放尊重的心態去接觸中國人,中國人也就慢慢敞開他們的心靈。李提摩太欣賞儒、道、佛的宗教情操,他肯定這情操最終是指向基督教的上帝。他在山東及山西不單與領袖接觸,也建立好些教會、學堂,華北大饑荒後,更開辦孤兒院。

1876年至1879年的華北大饑荒,李提摩太親自到了山東與山西賑災,辛勤籌款、放賑,完成後不居功,災民特別是官府看到他的誠懇和大公無私,因而對宣教士工作也不那麼阻攔。大饑荒也加速李提摩太提出改革中國經濟及引進西學的建議,他見到中國因交通及通訊設施落後,令饑荒嚴重,雖然官府有預防措施,民間也大力捐輸,但因交通不發達,妨礙救災。

李提摩太認識到中國所需的不只是基督教文明,物質方面也需要改善。西方之所以文明,就是因為西方人在大自然中看到上帝的作為,了解大自然的規律,並讓大自然來服事人類,這也是上帝對人類始祖亞當的應許,要他管理全地。李提摩太在八十年代後的出版工作,及二十世紀初的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的設立,都是朝著這方向而發展出來的。

李提摩太在中國的宣教工作,包括植堂、啟開民智,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他的做法並非同時代的宣教士都贊同的,可是李提摩太仍勇往直前,不為所懼。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尊重他們的宣教方法。在宣教一事上,他堅持合一的見證,不願意基督教為中國人所詬病。李提摩太最大的特點,在於他心胸廣大,願意接受不同的人,並且欣賞他們,完成宣教工作。

(李提摩太曾於1891年至1915年擔任廣學會的督辦,廣學會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前身)

 

(原刊於《文藝通訊》2004年11月,第二十五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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