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上一世紀四十年代我還在神學院念書的時候，圖書館的中文神學著述並不很多，其中多半是從外文翻譯過來的。可惜，許多譯文都欠流利，因此閱讀起來頗慼吃力。
五十年代以後，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章文新和湯清等編譯的《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對華人神學教育貢獻不少。六十年代以後，又有一套由東南亞神學院協會編訂的「神學教育叢書」，分別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道聲出版社及台南神學院出版。這套叢書絕大多數也是譯本，由華人著述的，據我所知，只有謝扶雅的《基督教與中國思想》，周聯華的《講道法》，吳利明的《基督教與中國的社會變遷》，以及鄧肇明的《英漢宗教字典》。當然，在此期間，香港的浸信會出版社，證道出版社(證主協會)，宣道出版社，種籽出版社等也分別出版了好些釋經和神學著述。不過，其中多半也是譯本。直到七十年代以後，由華人學者所著的釋經和神學書籍纔日益增加，但翻譯歐美的神學著作之風仍繼續不斷。因為一則，基督教是普世性宗教，其信仰內涵並無國界種族之分；二則，歐美基督教會有二千年的歷史，其神學著作的豐富，與只有二百年左右的華人教會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我自己參與翻譯神學著述的行列始自六十年代初期，參加由香港證道出版社出版《聖經新釋》的翻譯。後來又參與了東南亞神學院協會那套「神學教育叢書」的翻譯和校閱。這些都是業餘性質的工作，因為翻譯的稿費不多，如果要靠此維生，實無可能。
在我所翻譯的二十多本著作中銷路最廣的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所出版的《屬靈操練禮讚》，十年內共有十八次印刷。此外，我為美東更新傳道會所翻譯的《密室》一書，以及為香港海天書樓所翻譯的《翻天覆地一使徒》，銷路也不錯。據出版社報導，譯文的流暢，也是銷路不錯的原因之一。
我的翻譯經驗是，要把一本外文書翻譯得好，首先要在中文寫作上有良好的根基，其次對所要翻譯的書須有準確的領悟。前者可減少譯文上外語的句法，後者則能避免誤譯的過失。換句話說，這樣便能使譯文達到「信、達、雅」的地步。
中文神學著述的銷路向來就極有限。假如譯文欠佳，則會使銷路本已十分有限的情況雪上加霜。然而出版社為了減少虧蝕，給譯者的稿費常常偏低，致使具有翻譯才幹的人無法從事全時間的翻譯，而有此才幹但另有正職的人則很難抽出時間從事翻譯。
我希望眾教會和一般信徒都能明白翻譯外文神學典籍的重要性，以及基督教出版社在經濟上的困境。重視翻譯和出版外文神學著述，一如重視其他福音事工。不要把支援這類事工的行動看作「把糧食撒在水面上」的浪費，因為即或如此，聖經也告訴我們，日久必能有所收成(傳11：1)。
（原刊於《文藝通訊》2005年5月，第二十六卷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