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熾昌:聖經與當代世界

 

現代人讀聖經的難處在於哪裏呢?有沒有時間興趣,有沒有解讀方法,也許是其中的一二。但更為常見的是,我們往往將一些既有的宗教觀念置於聖經之上,而沒有真正讀到聖經本身的內容,讓聖經的文字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或將經文與我們的現代世界聯繫一起。我們常常將「教」(教義、教條)讀到「經」(聖經)裏去,甚至有人提出的讀經看法稍不一致,便完全不能接受。所以有時沒有既定框框的人,反而能讀出我們一直忽略的課題,例如創世記一章是否支持從無造有?第二三章除了基督教教義的原罪外,還有更深之含義嗎?而一章二節中的「空虛混沌」,與莊子提及那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的那個中央之帝混沌,兩者本來沒有甚麼關係,但翻譯將他們連在一起,而且也加上了有佛道意義的「空虛」一詞,這對經文之意義起了甚麼改變?這些課題已值得繼續研究探索(值得關注的另一問題是,傳道書用了「虛空」翻譯habel)。

 

讀經是連上關係的工夫

除了按經文本身的字句細讀與精讀,我們還需要將經文字句連接至上下文及文本的整體脈絡。一方面,就聖經的文學進路,除了逐卷書研究,也要顧及聖經的整體布局,而這就涉及不同的傳統。基督新教現在所說的舊約聖經,主要是馬丁路德改教以後以希伯來文聖經作底本來編排,傳統延續至今:舊約三十九卷,分為五經、歷史書、詩歌及先知書,這有別於天主教會希臘拉丁本的四十六卷。馬丁路德雖然參照希伯來聖經而作取捨,但編排則有別原本猶太教的二十四卷,即五經、前先知書、後先知書及聖卷。將歷史書視為前先知書,表現出歷史和先知兩者互相呼應——歷史書中有先知,先知書中有歷史,先知是歷史的詮釋者。留意聖經的不同傳統,可豐富我們對經文所得出的意義。

另一方面,讀經應是一種連上關係(relating)的工夫,將不同維度的元素及思想連繫起來。這些維度包括:古今——古是指經文的歷史性及過往的傳統,今是指現代讀者的處境。內外——內是指文字以內,外是指文字以外的信徒羣體、他們的關懷與經歷。上下——上指天上,下指人間,這是指聖經有超越的、神聖的維度,也有人間的維度:人的歡樂、痛苦、渴慕、想像、對將來的期盼,將上下這兩個維度連繫起來,對解讀聖經是必要的。前後——前是指經文前的讀者,後是指經文後的羣體,兩者之間可說是超越時空的對話。透過將聖經的古今、內外、上下、前後維度的種種元素連接對話,讀經的空間自會無限擴闊,否則只會走進單一的胡同。讀了經這麼多年,我愈讀愈感受到聖經世界是如何廣闊,愈讀愈覺得相比未知的部分,一己所知的確是相當渺小。

 

讀經要置身於羣體之中

如何將讀經連繫於整體脈絡、不同維度之間,重點之一是要置身於羣體之中,與羣體一起閱讀,一起討論,從而為所在羣體尋求意義及出路。從有所領受到尋得出路之間,個人與羣體需要不斷作出取捨抉擇,這是一條漫漫長路,並非可以一蹴即就。

正如聖經得以成形為現在的模樣,也是以色列人在古代西亞的歷史、人羣、文化的氛圍中,經過迎、拒、轉、合的過程而逐漸形成。所謂「迎」,是迎接、歡迎,即接受的意思。古代西亞文明歷史悠久,影響廣泛,他們現存出土的創世故事、洪水故事、巴別塔故事、先知傳統、祭司傳統、多神傳統等,以色列人寫作時便採納其中一些有意義的故事或元素,成為經卷內容的一部分。但有些以色列人認為不能採納的,便「拒」之,例如以色列人拒絕了當時流行的多神思想,將其他神明視為外邦神及假神。其實,以色列人已拒絕了很多這些思想觀念,只要將聖經跟古代西亞的文獻做比較,便能夠發現採納了哪些,拒絕了哪些。「轉」是指將人們本來接納了的、人云亦云的、約定俗成的觀念,將它反轉過來。例如巴別塔故事中,古代巴比倫人建高高的神塔,本意是視之為通往神的門,是與神相遇的地方,是出於虔敬,但以色列人將巴比倫建塔建殿的崇拜傳統反過來說,說成是出於人的驕傲,是人對神靈的反叛。「合」是將古代西亞文明的元素,加以糅和整合成以色列人信仰的一部分。聖經當中便有很多這方面的工作,如先知、祭司及詩篇的傳統,都是將當地的各個宗教傳統糅合在以色列信仰與神學之中。

不同的羣體,自有其不同的傳統與社會文化觀念,我們讀經時,也會與所處身的文化產生迎、拒、轉、合的過程,從而形成新的信仰觀念,為羣體當刻所面對的現實困境尋求出路。

 

中國文化的靈性表達

基督教在每個地方都會做本土化、本地化、處境化的工夫,對讀經亦相應有不同的側重點和觀念。每個地方的基督教都有其地方特色,從耶路撒冷、安提阿、亞歷山太、雅典、羅馬及君士坦丁堡等重要的基督教中心,向外無論去到歐洲大陸、日耳曼民族、英國、美洲、非洲、中東、南亞以及東北與東南亞等地,都各有獨特的基督教傳統。我們研究中國基督教,往往以西方教會傳統入手,然而對景教直接關連的,其實是龐大且悠久的東方正教傳統(Eastern Orthodox and 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他們的正典與我們的亦不盡相同,尤其是埃塞俄比亞的聖經,我們對這些傳統值得多加留意研究。從華人或中文的基督教傳統而言,古代來到中國傳教的景教,就是跟敘利亞基督教傳統有關。

正確認識中國文化,有助我們將聖經與基督教植根於我們的文化土壤中。首先,我們要去掉一些誤解:認為儒家傳統是非宗教的,以為孔子不單不關心宗教,甚至反宗教。這樣的論調自耶穌會來華時代已開始,到五四運動時亦然。但我最近讀論語卻發現論語中有好些言論,其實有很強烈的宗教性。例如《論語‧雍也》有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通常人都會認為孔子主張要遠離鬼神。然而,聖經中亦有類似這種敬而遠之的觀念:對於神聖的力量,若不敬,便是褻瀆;若不遠,便會被它吞沒。若過於投入、接近的話,便會被神聖控制,有所謂走火入魔,故必要敬而遠之。這對應出埃及記二十四章對上帝的兩個傳統觀點:一是認為上帝是可親近的,故人可以「觀看上帝」,在祂面前「又吃又喝」(出二十四11)。另一則認為上帝是不能親近的,人只能「遠遠地下拜」(出二十四1)。宗教學者奧圖(Rudolf Otto)在他的書《論神聖》(The Idea of the Holy)中明確地點明一個宗教核心觀念,神聖的絕對他者(The Wholly Other)使人感到神祕、敬畏與着迷(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ans)。又如《論語‧八佾》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般人以為這話是指神不存在,因此孔子主張無神。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當祭神的時候,即使你見不到神,但你要存敬畏之心,認定「神在」,神的在場與臨在。就如我們在崇拜時,進入神聖的相遇中,高唱《主在聖殿中》,認定祂在我們中間,這就是核心的宗教體驗。

雖然所用的字眼不同,但若我們肯細心思索,便能重新發掘中國文化傳統的靈性表達,這未必跟聖經文化相通相似,但若能夠跨越兩者,從中找到一些橋梁、主題、認知,將兩者接連起來,對我們聖經閱讀與信仰的處境化應大有幫助。

 

聖經對應人的處境

聖經盛載上帝的話語,會在不同的時代,就着不同的處境,與不同的人說話。約拿對尼尼微大城的人宣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拿三4,希伯來文只用了五個字)這預言最後因尼尼微人回轉(王帝、人民與牲畜都披上麻布)而落空了,因尼尼微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三8)。我們明白到先知批判社會的罪惡,主要目的是叫人轉和回轉(turn and return),離開自我滅亡的道路。先知約拿的預言雖然最終沒有實現,但其實他所傳上帝的話叫人回轉之目的已達成。約拿書更通過尼尼微王說出上帝的超越與主權:「或者上帝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致滅亡,也未可知。」(三9)這裏的「或者」與「也未可知」是先知非常重要的神學觀念。此外,在聖經中當以色列人遭逢敗亡,其時先知再批評他們也沒有意義,因此先知便轉而向百姓說上帝安慰的話:「你們的上帝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賽四十1)聖經學者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說得好,他認為先知的角色,除了批判社會的不公不義(criticizing)與鼓舞失意敗亡的民眾(energizing)外,他們也是上帝與人之間的中保,先知不單傳上帝的話,也傳人的話,將人的聲音反映給上帝。這不是指上帝不知道人的聲音,而是人需要有個代表發聲,這便是代禱,以禱告、祈求的方式將人的話向上帝陳明。阿摩司先知為以色列民祈求是一個好例子:「主耶和華啊,求你赦免;因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摩七2, 5),而耶和華就後悔不將所說的災降與以色列民(七3, 6)。

除了先知傳統,智慧文學亦是現代人值得多加思索及運用的靈性資源,可與東方文化關連接軌,給與我們更大與更深的想像空間。與律法和先知主要是由上而下的啟示不同,智慧文學是由下而上的,人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去反思、觀察、體會,追尋我們人生當中上帝在哪裏,上帝怎樣在我們的人生經驗裏出現。所謂基督教的亞洲化、中國化、香港化、地區化,都是從特定的人生經驗開始。如箴言提到我們在街市、十字路口、街道這些人生不同場合中找到上帝的智慧(箴一20-21,八1-4),而智慧無處不在:「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三19)。同時上帝也通過智慧住在世界與人類中,在其中找到我們,與我們相遇:「喜悅住在世人之間」(八31)。因此我們要珍惜我們人生的處境和經歷,這是尋索上帝、與上帝相遇的寶藏,值得我們加以發掘。

 

 

李熾昌 山東大學人文社科一級教授

 

(原載於《文藝通訊》2020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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