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聚焦|為何「我們仍在寫作」 對影像/書寫/媒體/出版的凝思

文藝聚焦 2025-07

為何「我們仍在寫作」

對影像/書寫/媒體/出版的凝思

當代社會,信息傳播正經歷巨變。社交媒體如 YouTube、TikTok 等,憑藉即時視像與碎片文本,迅速佔據公眾注意力。相較之下,為知識傳遞與文化傳承而寫的書籍等傳統印刷媒介略顯沉寂。然而,深入探究傳播本質──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係,我們或會發現,即便在視像文化與簡短信息高度發達的今日,書籍這一古老傳播形式,仍承載無可替代的價值與使命。本文從多元理論視角,剖析媒介形式(form) 與信息(message) 的關係,探討不同傳播形式的角色,並論證在當下及未來書籍出版依然至關重要。

影像媒體與書寫媒體 —不同角色、不互相取代

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信息(The Media is the Message)」論斷,是理解媒介形式重要性的核心理論。他認為,媒介本身 —非其表面內容 —才是影響社會、塑造人類感知與認知的關鍵。麥克魯漢將書籍(印刷品)歸類為「熱媒介(Hot Medium)」,指其提供高清晰度信息,填充單一感官(視覺),讀者感官參與度較低。文字的精確與排版的固定,使信息高度明確。此特性塑造了獨特的認知模式:要求讀者密集解碼、線性追蹤與深度思考,培養邏輯、抽象理解及長時間的注意力。

繼之,波茲曼(Neil Postman)等學者在「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框架下,探討不同媒介環境如何培養相異的心智習慣、社會結構和話語形式。波茲曼在其名著《 娛樂至死 》中指出,從印刷文化轉變為電視(或時下的 TikTok文化等)等影像媒介,致使理性話語衰落、娛樂化加劇,嚴肅議題亦受影響。印刷文化(以書籍為代表)鼓勵線性、邏輯和命題式思考,視像媒體文化則偏重視覺刺激、情感訴求、即時滿足、同溫層的生成,兩者在文明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此觀點雖然傾向二元區分,但亦有其道理。

符號學(Semiotics)揭示不同媒介所依賴符號系統的根本差異。書面語言主要採用武斷(arbitrary)的語言符號(字母、詞語),其意義需後天學習和抽象解碼。視像媒介則更常用圖像符號(iconic signs,與所指對象相似)、指示符號(indexical signs,如煙霧指示火災)和象徵符號(symbolic signs,如十字架)。進一步來說,多模態理論(Multimodality)認識到,現代傳播常牽涉多種「模態」(文字、圖像、聲音等)協同。傳統書籍主要依賴文字模態,輔以靜態圖像;YouTube 等視頻則融合動態影像、口語、音樂、音效及疊加文字。這些模態組合及其「賦能(affordances)」,從根本上改變了意義建構和接收過程。多模態文本的「信息」是所有元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非口頭或書面內容的簡單疊加。書籍的單一或有限模態,則使其更聚焦語言精煉與思想深度。

誠然,不同媒介各有「賦能」。書籍賦予深度探究、反思閱讀、個體節奏、非線性查閱、複雜論證與詳盡闡述的可能,鼓勵長時間專注和抽象思維鍛煉。社交/影像媒體則賦予即時性、視覺與語氣的情感連接、多感官參與、準社會互動、快速傳播及通常的簡短性。它們極具吸引力,但也可能導致淺層處理或加劇信息繭房效應(Information Cocoons)。因賦能差異,即使傳達「相同」內容(如歷史事件概述),書籍與視頻產生的體驗乃至被感知的「信息」亦大相徑庭。書籍或助細緻理解因果,視頻則擅傳達情感氛圍或人物形象。另外,閱讀文本與處理視聽信息,是調動不同認知過程與腦區。閱讀需將抽象符號解碼為意義,促進內在想像與抽象思維深化。視像媒介提供直接感官輸入,引發更快速的情感反應。書籍閱讀認知負荷,主要在於語義理解與邏輯建構;視像信息則多為模式識別與感官整合。

此 外 , 古 典 修 辭 學 視「表 達 」(actio,即演說儀態、聲音等形式要素)為修辭關鍵、說服力之所在。現代語境下,傳播的「形式」本身即其修辭力量一部分。書籍的線性結構、章節、語言風格、論證層次,構成其獨特書面修辭。視覺修辭學(Visual rhetoric)則追尋視覺圖像如何溝通與說服。圖像構圖、色彩、視角及視頻剪輯節奏等形式元素,共同建構獨立於(或協同於)文本語音的整體論點或信息。

為何「我們仍在寫作」:書籍出版在當代社會的持續重要性

綜合前述理論,可見書籍出版在當代社會的持續重要性。在社交媒體與視像文化主導的媒介生態中,書籍閱讀以其獨特符號系統(文字)、賦能(深度、線性)和認知要求(抽象解碼、持續專注),成為平衡直覺、快速、碎片趨勢,提升個體與社會整體思辨能力和知識深度的關鍵。它提醒我們需慢下來深度消化與反思。儘管新媒介層出不窮,許多深刻思想、學術突破與文化創造,仍首先以書籍形式問世傳播。書籍不僅是知識生產和創新的重要場域,也是文化積累與傳承的核心載體,其以文字為主的模態,觸及的感官雖不及多模態文本豐富,卻以語言精煉與邏輯嚴密,為其他模態再創作(如影視改編)提供堅實內容基礎與意義深度。

此外,成熟的公民社會需成員能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理性參與公共事務。書籍閱讀提供歷史縱深、多元視角與批判工具的日常訓練,助公民理解複雜的社會議題。其文字符號系統要求讀者更主動建構意義,有助培養對各類信息(包括視像信息)的批判解讀力,抵制虛假信息和簡單化、極端化敘事。在熒幕時代,多人尋求「數位排毒(digital detox)」。捧讀實體書,暫隔網絡喧囂,成為有效放鬆與精神寄託。書籍閱讀引發的深度認知加工,及由此產生的豐富內在想像和情感共鳴,是許多快速消費的視像內容難以替代的。它提供認知上的「寧靜區」,讓大腦從多任務、高刺激狀態中解脫。

結語

誠然,社交媒體與視像文化以其便捷、生動、互動特性,極大拓展了溝通維度與效率,在信息普及、快速傳播和情感連接上扮演重要角色。有了它,值得感恩。但這不意味書籍及印刷文化將消亡。兩者如文明雙翼,各司其職。兩者非互斥對立,而是在認知、情感與社羣發展中扮演互補角色。視像媒介或長於即時刺激、氛圍營造和同溫層的冒現,印刷媒介則精於系統闡述與思想文化傳承。當代文明繁榮,既需視像文化的活力與廣度,也賴印刷文化的沉澱與深度。關鍵在於清醒認識其各自賦能與局限,理解其在不同情境下的最合適功用。如此方能避免任一媒介形式過度膨脹,侵蝕取代另一媒介的獨特價值。我們既要擁抱視像文化帶來的快速、創新、社羣性,也要堅守印刷文化所滋養的理性與深度。信息爆炸時代,應明智駕馭整合不同媒介優勢,讓視像的生動與文字的深邃相得益彰,服務於個體心智成熟與人類文明發展。如此,兩種文化形態方能各展其長,共豐精神世界,推動文明向前。因此,「我們仍在寫作」。

關瑞文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及副院長(教務)、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創會會長

 


文藝通訊 2025.07
我們仍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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