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藝的出版中，其中一個獨特的版塊為「生命教育」書系，相繼出版了林林總總有關生命和死亡的書種：《大限：信仰人的感悟與選擇》、《陪你走最後一程：晚期病患全人關顧手冊》，或者是更早年的經典著作《最後一程》、《談論死亡》等……這系列涵蓋面廣泛，包括如何與親人告別，從衰老到患病到死亡的不同階段，由個人層面或公共層面所探究的死亡課題均有涉獵。面對高齡化社會，關於照顧年長者或陪伴第四齡人士的關顧都日益受重視。到底如何在此時此刻好好「出死書」／「讀死書」？我們就此跟兩位對生死教育範疇有所涉獵的學者作訪談……
伍桂麟：
細說關於生死教育出版的幾件事
殯儀策畫師及生死教育顧問伍桂麟博士表示，在他有份主理的「一切從揀」生死教育共享空間，設有書櫃收藏和陳列相關生死教育的書本，書架上從起初就一直不乏來自文藝的書。
他認為，有關生死教育的出版，可分為面向專業的層面，以及面向公眾的層面。針對公眾的生死教育，出版內容要夠貼地，要因應對象的需要調整言語和風格，讓「牛頭角順嫂」都能明白並洞悉其價值，繼而願意出錢買書。「在市場的角度，如果讀者付錢買書換到一些生活上的改變，使他不用走錯路，他就會擺在家裏『鎮宅』。」
分類如讀者的地圖
問及伍桂麟哪類型關於生死教育的書值得讀者多加關注，他的回應甚是特別，「我很難純粹推介某一本書，因為沒有一本書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反而是當人有需要的時候，他可以一眼就找到自己需要的書，這才重要。」
「生死教育的書有了適當的分類，就能令讀者精準找到他要找的東西，認知障礙就是認知障礙，長期照顧就是長期照顧，臨終照顧就是臨終照顧，或許文藝出版社已經出版相關的書，只是沒有分類導向，加上不同作者寫的書，未必有人能將它們連繫在一起。」伍桂麟強調，生死教育的出版較難用一本書去解答所有問題，這樣會令閱讀變得複雜與累贅，細緻地篩選與鋪排資訊，才能真正幫助讀者。
「作為出版社，你們可以嘗試整理出版的書籍，為每一本書分類或上架建議，哪一本代表生死教育的哪一個層面，討論甚麼議題或者適合甚麼界別去看。」從推廣生死教育的角度看來，伍桂麟認為，做好分類的工作，比單純推介某一本書來得實際。生死教育有五花八門的主題，安老、牧養、哀傷輔導、長期照護……讀者怎樣在紛陳的資訊中，找到最適切的指引，從而得到相關的資源或協助，這點至關重要。
切中社羣的「痛點」、跟社會產生共鳴的出版
伍桂麟分析，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書種無疑是以基督教作主導，然而他亦鼓勵在未來的出版題材上，嘗試多思考如何以生死教育回應時代的需要，「例如如何滿足基督教圈子裏的生活問題？教會也有老年化的情況，除了喪親關顧、牧靈關顧外，嚴重病或長期病、獨老、雙老、子女移民這些問題，教會應如何背負這個時代的情況呢？」伍桂麟指出，這些正是教會的「痛點」。
更理想的，是書本能擊中讀者的「痛點」，「即是讀者正在經歷一些艱難，例如他在照顧老人家時不知道怎麼辦，書本裏有個很簡單的方式引導他去解決那個『痛點』，而且不可以太複雜，要一打開目錄就知道要去看哪篇，看完就知道要做甚麼。」
伍桂麟亦指出，因為關乎生死的議題牽涉有不同的面向，生死教育經常會與其他主題的研究重疊，與此同時從不同主題的書籍中，亦不難找到生死教育的元素，「就如邢福增教授的《此世與他世之間：香港基督教墳場的歷史與文化（增修版）》，就可以當為生死教育的書本，它不屬於身後事處理，而是屬於從死看生、生死教育體驗的類型。」從不同的切入點，走入生死教育的領域，亦是引導不同讀者反思生死的方法。
邢福增：
從大時代歷史人物故事看生死
除了較重實用的工具書或理論學說，生死教育亦涉獵不同的主題。邢福增教授新近將舊作《此世與他世之間：香港基督教墳場的歷史與文化》作修訂增補，亦嘗試從歷史的角度，帶引讀者思考死亡。
「看墳場的墓碑雖然好像只關乎認識歷史，但在富有基督教色彩的墳場裏，我們也能從當中的藝術或者文化，了解基督教的生死價值，這也是生死教育的一部分。死亡是甚麼呢？死後有沒有生命？怎麼理解生命和死亡？」邢福增指出，在位於跑馬地的墳場裏，即使不認識墓中埋葬的是誰，但從碑文中也可了解到他們生前的故事，「那些碑文都很精彩，可能是一個丈夫寫一首詩給他的太太，表達對她的悼念，也有軍人為國家或者在執行某些任務時離世，看到這些碑文，我們會思想生命是甚麼呢？生命是在乎它的長短或是質素呢？」邢福增相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代或情況去閱讀本書，或者遊覽墳場，也會有不同的體會。
「聖經說：『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他們也用不同的方式，用生命向我們說話。」邢福增引用聖經，對應在墳場中逝去的生命，「我們在這個時空去跟他們的生命相遇，或者當中會有些生命的故事觸動我們，這些都是反思生命的契機。」
「好像今次在增修版我寫下的序言中也曾提及，當人問起我在跑馬地香港墳場有哪個墓碑特別深刻，我大都會跟他們分享兩個在16C區的墓碑，帶領墳場導賞時一般都以這兩個墓碑作結束。兩位傳教士就是巴色會的斐牧師（Fritz Schlatter）和倫敦會的活士（Eric Arthur Woods），前者是在來華途中染上疾病，到港後隨即入院，未夠兩星期便離世。後者經歷也十分類似，活士以羅德學人榮譽於牛津大學畢業，回應召命成為醫療傳教士，但到埗香港便患上肺炎，不久便蒙主寵召。」
讀着他們的經歷，我們不禁會想，他們二人都是回應呼召投身宣教，但卻未真正開始便息勞歸主。站在他們的墓前，回憶他們的生命故事，會讓我們不禁反思生命的真義。
撰文：林嘉洋
（原載於《文藝通訊》2024年10月號） 電子版連結
